Author: Vivi Lin
-
-
國立聯合大學畢業典禮 林薇 Vivi Lin 演講全文
蔡校長、張副校長、各位貴賓、師長、今天從各地遠道而來的親友、以及今天最重要的畢業生們，大家早安。 我是林薇，今年22歲，目前是英國愛丁堡大學二年級的學生。 其實一個多月前，我接到校長邀請我來畢業典禮跟各位分享的時候，除了感到非常榮幸外，更多的是迷惘與不安。我思數著做為一個大學在學生的我，可以跟各位畢業生們分享什麼樣的故事，也煩惱著，自己究竟該揀選過去22年中的哪些生命經驗，在接下來的十幾二十分裡，跟大家一起走過。 大部分的人認識我，是透過新聞媒體，或是前些日子回應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譚德塞博士對台指控的影片。少部分人認識我，是因為我的文章、演講，而我想在座一定還有很多的人現在心裡正在思考著，站在台上的這個女孩是誰，他到底想說什麼？而我想說的是，其實今天我是誰並不重要，我也不期望今天的分享結束之後各位會記得我的名字，因為這些都不是重點。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身在這個時代的我們，作為青年，可以如何化想法為行動、創造價值與影響力。這邊，我說的是心態，不是方法。 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訂定出自己今天分享的內容，也衷心希望今天在各位畢業生走出這扇大門後，能因為我接下來的分享，而帶走一些熱情與感動。因此，再好幾次的修訂後，我決定，挑選出那些我希望自己可以從現在，一直到畢業，甚至是十年之後，仍然保有的態度與信念，來跟大家分享。 用盡全力，去完善每一件重要的小事 第一件我想說的事情是，我們不必一定要做大事，但要做好每一件可以做好的小事，並且記得自己為什麼而做。 前一陣子，因為公開信的影片，天下雜誌換日線曾來訪談我這段時間的心境轉折，而這篇訪談的標題即是「你不用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也能做有影響力的事」。這是我當天在訪談尾聲跟編輯提到的一句話，也是我一直以來，都深信不疑的信念。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厲害的人，也不覺得哪一件我人生中做過的事情，是所謂的大事，但我卻很珍惜，也很重視生活中，每一件想要完成的小事。 上個星期，女人迷的主編柯采岑在成功大學的畢業演說中提到： 「多數時候，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很平凡，我們可以沒有偉大的故事，但不能沒有想捍衛的事情。」 女人迷主編 柯采岑 而對我來說，達成那些我們想捍衛的事，多數都是從生活周遭的小事開始，並慢慢累積而成的。 我們在做規劃，甚至執行一個計畫的時候，常常把結果，看得比什麼都重，也因此會習慣性的把目標預期的很大、很廣，亦或是想同時抓住很多件事，也想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大。但我們可以問問自己，有多少事情，是我們真的達成的？又有多少時候，同時做超出自己可負荷範圍的很多事時，我們真的能把每件事都盡善盡美？即便那句說到爛了的，「過程才是最重要的」，從未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缺席，但卻總在關鍵時刻，消逝在我們的耳邊。 謹記著初衷， 是驅使著我們前進的動力， 卻往往是最難把持的防線。 設定目標、指標，固然是重要的，但更實際地看待成果，更重視過程中的細節，或許才是真的能引領我們達成目標，甚至出現意外收穫的關鍵。 就像是這次的公開信，其實我當時的想法真的很簡單，很單純，也很直接。那天傍晚，我看到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譚德塞博士於公開記者會上將臺灣與種族歧視做出連結、點名臺灣並提出指控之時，一股強烈的衝擊與沈重的感受，隔著螢幕襲來。我深刻認知，種族歧視在現今國際社會上，是一個受到高度重視，且全球持續在努力消弭的問題，也知道長期堅守進步價值與尊重多元的臺灣，若當真在國際社會的印象裡與種族歧視產生連結，對臺灣的國際形象，將會有一定的傷害。而對於在臺灣土生土長的我來說，這個指控其實也是直接的在衝擊著我的認同——因為這些價值，一直都是組成我認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當下，我心裡所想的，其實並非代表任何人發聲，也沒有料想到自己的聲音，能有機會被傳播出去，而單純就是作為一個學生，作為一個臺灣人，我希望我能將我所認識的臺灣跟想法傳達出去。因此，從我的視角看來，這個影片自始至終，都不曾是一件大事。 而我也相信， 自己只是在那個當下， 努力做好了我可以勇敢去做、 並且相信是對的事情， 僅此而已。 然而，在影片發佈之後，那一天我一覺醒來，我發現事情早已超出我的預料之外。伴隨大量關注的，是近乎窒息的壓力，與無法選擇的生活剝奪。但我沒有慌，只是閉上眼睛，冷靜下來，從頭想了一遍，自己最初為何要做這件事，與原先希望可以達成的目標。 當我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有一大部分，早已不屬於自己。我曾經懊惱，也曾經難過，深怕自己再也無法任性。但後來我換一個角度想，了解到的是，關注是一種責任，話語權更是。而對我來說，就誠如最初的想法一般，這是一件，我能做好的，重要的小事，而今日能有幸得到這樣除了事件本身以外，意外的禮物的我，也有責任要把這個影響力，發揮得更好。 於我而言，一件事情的結果，是當事過境遷之後，我回頭重新去審視整個過程，並用以滋養下一次成長的養分。但選擇做一件事情的初衷，才是驅使我為對的事情，採取行動並能持續堅持下去，最根本的原因——而這兩者是分開的。前者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都是超出我們所能控制的，所以事先預想得過多，有時造就的反而是膽怯，而事先預期的太廣、不切實際，又容易讓執行的心境變質。在公開信的事件裡，正是初衷的堅守，穩固著我在壓力環伺之時，並沒有動搖也沒有被擊潰，並持續為堅持的價值努力，最大的關鍵。 寫自己的劇本，別做別人故事裡的四不像 第二件我想說的是，如果你想要寫自己的劇本，那就請你停止模仿別人的故事，別做別人故事裡的四不像。 我們從小到大，聽過無數個來自全世界「成功人士」的故事，也聽過無數種所謂「成功」的方法。這邊姑且不論成功的定義，但我們其實都知道，沒有人可以完全複製另一個人的人生。而每一個我們所能在事後看見的成果，也都是無數個機會、努力、巧合、甚至帶點幸運，所堆砌而成的。 我們不可能去重現這其中每一個點滴， 更沒有必要在別人的故事裡， 成為一個四不像。 在世界聯合學院唸書的時候，我在極短的時間裡，看見了有生以來，最多的不同。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同學，一同生活在一座小島上，度過700多個日子。我聽見來自西薩哈拉的同學，訴說著他從沒有水電的難民營，乘載著漫漫黃沙成長，到進入聯合國會議廳，表達希望終有一天能讓西薩哈拉人擁有自己的家、不再恐懼黑夜、不再被世界遺忘的故事。也聽著肯亞學妹，因了解到自己的小阿姨接受割禮的過程與後續影響，而開始從事幼年女性衛教，希望透過教育讓割禮消失在部落之中的故事。更聽著寮國學長因為小時候受到當地傳教士幫助，獲得學習英文及接受完整教育的機會，因此著手創辦鄉間英語課後輔導班，不僅免費提供鄉村的孩子英語教學，更透過在全球募款的方式，每年協助近50位學童就學。 在那個環境裡，我們時常在擔心自己會不會相形之下是一個沒有故事的人，擔心自己的故事沒有其他同學的驚心動魄、發人深省，擔心沒有經歷這些獨特的關卡，就無法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但後來，在聽過無數個，有些超乎想像，有些不那麼有距離卻仍舊引起漣漪的故事後，我發現， 一個故事之所以感動， 從來就不只是因為其中的情節， 更是因為人們能在這個故事裡， 看見主角的靈魂與真實。 一個人的故事，之所以能啟發他人，是因為聽者，能從字句中，聽見主講者走過的痕跡、揮灑的努力。唯有當我們揮別他人的安排、別人的劇本，踏上自己故事的道路時，才有明明怕得要死，卻仍舊前行的勇敢；才有跌的渾身是傷，卻仍舊痛快淋漓的成長；也才有機會譜出真正能觸動人心，具影響力的，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 在這個世代，因為網路及社群媒體的興起，資訊傳播變得快速，資訊量也隨之爆炸。人與人之間，觸及的門檻變低，聯繫的距離變近，我們不一定要在世界聯合學院這樣的環境裡，也能接觸到多元的價值、文化與故事。也因此，我們變得好習慣於期待別人給我們解答，好習慣於用他人的安排餵養我們的未來，也好習慣於用他人的言語，綁架自己，用他人的標準，評斷自己。我們花了好多的時間，應該說，是大部分的時間，在別人的故事與責任裡打轉。然後花了太少的時間，沈澱下來，好好陪伴自己，了解自己，與每個不同角色的自己對話，刻畫自己劇本的走向。我們期待著自己的生活能變得更好，但卻花了過多的心力，在評價自己努力的方式，是否符合別人眼中的標準。但其實，而正因為我們生而不同，所以每個人都有最適合的、最擅長的方式，沒有哪個是保證能達到什麼的，也沒有哪個是所有人都應該去效法的。 我們的世代， 不需要再去模仿誰， 也不需要多一個讓人模仿的模板， 但我們需要更多， 願意鼓勵大家、跟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挫折、一起前行的人。 就誠如魏德聖導演在講述他的最新計畫豐盛之城的時候曾說，在臺灣人的故事裡： 「你只有知道你從何而來，才知道你從何而去。」 魏德聖 導演 於我而言，在每個人自己的故事裡，亦是如此。你唯有傾聽自己的心，不為旁人的劇本所左右，也不一昧追隨他人的故事，才有可能譜出自己的故事，也才有可能活成自己想成為的樣子。 永遠別忘記，你不是孤單的 最後，我想說的，是在奮力前進的同時，也別忘記，找到那股支持你的力量。 幾年前，為臺灣而教的董事長劉安婷在國北教大的畢業演講曾經提到，當他母親罹患癌症時，他用盡全力地念書，拿著一百分的考卷回家放在媽媽房間裡，希望這樣的舉措，能讓母親多愛她一些些。然而，當他母親發現這個想法時，母親的回覆是——「無論做得好，亦或是壞，我本來就愛你了。」在聽到這句話當下，我的眼眶也紅了起來。…
-
【觀點】我們都需要學習，更溫柔的，接住別人的故事。
今天想談的，是從博恩《博恩被強姦的故事》影片所引發，但不限於他故事的討論。 上個星期Stand-up comedy（單口喜劇）表演者博恩在自己的頻道批次上傳了兩部他在今年稍早《另存新檔》表演場中演出的段子，同時也在社群媒體上貼出一篇關於這兩部影片的聲明。（還沒有看過影片跟聲明的人，建議可以先點選以下連結了解。）影片上傳之後，在社群中引起了熱烈的討論與爭執，而我也是在這個時候才開始去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刪減版影片 完整版影片 這部影片所引發的討論，雖說主要圍繞在「性侵」、「受害者」兩個議題上，但其實涉及面向極廣，目前有被提出的切入角度也很多元，有興趣的人，期待你們可以在看完影片、這篇文章以及其他觀點後，跟我分享討論。 而以下就是我自己在看完影片後的一些思考分享。 關於受害者 我相信博恩曾是受害者，也替他因為找到了適合自己處理傷痛的方式，而感到開心。 我始終不認為人們應該將受害者區分為所謂的典型與非典型，因為正如同我們皆是不同的個體，所以在面對傷痛上，我們自然也會有各自應對的方式。但將經歷了不同傷害過程、表達不同反應機制的受害者區分為「典型」與「非典型」，更像是用一個硬生生的量尺，評價著受害者的模樣是否有符合我們的期待、是否需要他人的支持與協助。 而這樣的期待，從來就不是健康的，更無益於受害者。 博恩選擇了用分享故事的方式向外界傳達傷痛是可以走出來的，但他興許沒有注意到的是，也有許多人在社會不同的角落裡，選擇用其他的方式在面對過去在他們生命裡撕扯的痕跡。 而這些方式，從沒有對錯與好壞之分。 既然面對的方式不限一種，也誠如他在後來的發文最後提到「還有很多人沒有走出來」，那麼我們是否也不應該去「強調」受害者是可走出來的，或是指引他們應該怎麼做。因為這是最適合他的方式，不見得是最適合每一個人與自己傷痕共處的模式。但同時我也相信，擁有這個盲點或視角的人，也絕對不止他一個。就像反過來說，我們是否也不應該用選擇以其他方式來面對傷痛的受害者經驗、尖銳的態度，去斥責博恩選擇面對過去的方式，以及懷疑他受傷的經過？這個舉措，又何嘗不是把我們自己放在指導者的角色，「指引」著受害者，走向我們期待的樣子？ 或許讓每一個受害者，擁有選擇面對傷痛的空間與時間，而不去評價與說理，是我們都可以學習，更溫柔地陪伴他們、支持他們的方式。 延伸閱讀：「我以為我會反抗，但我只是，愣住了」──別再問受害者「為什麼不反抗／報案／勇敢？」 關於性受害者的性別標籤 如果博恩所說的初衷屬實，這個段子的源由是希望能夠讓大家更關注「生理男性的性受害者」，那我其實很樂見這樣的對話在社會中開啟。 在性暴力、性侵與性騷擾等議題上，以生理男性作為受害者角度出發的討論，確實是相較缺乏的。即便是因數據統計上，生理男性受害者較生理女性少，而加害者也是以生理男性居多。但我時常會想的是，在父權體制的社會下，生理男性受害者比例之所以少，會不會只是因為他們更沒有訴說的管道與尋求支持的可能性，所以大部分發生的案例，也始終沒有被納入統計，甚至對許多受害者來說，是他們一輩子都不曾跟任何人提過的記憶。（當然，我也相信，生理女性的受害者，絕對也比數字上呈現出來的更多出許多。） 因此，透過生理男性性受害者的故事，讓大家都更清楚地去意識到性加害者與受害者，從來就不因性別而有其在角色上一定會出現的區隔，以及因性別就必須先被冠上的標籤，我相信，是很多人由衷希望能看到的正向改變。 關於性暴力 然而博恩的這段表演，引起爭議的，更多是因為後面他說道「助長女性強姦男性的行為」，以及現場與觀眾互動的橋段。 我雖然不知道他真正的想法為何，也寧可相信這只是他在喜劇表現上選擇的一個高度對比的橋段（這邊姑且不論段子內容與表達方式的適切與否），但我想說的是——沒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性暴力應該被鼓勵。 或許有人會說，沒有人會因為看了一段喜劇表演，而就真的去傷害他人。但這邊引發我更進一步去思考的是，人們在情慾的擁有與抒發，是否不應因應性別而分，因應關係而有妥協之別。 Only YES means YES, and only NO means NO. 尊重每個人的身體自主權，無論是他人的或是自己的。我們不應為了自己的情慾，而去脅迫他人就範，造就對他人的傷害；同時，也不應因著他人的要求而妥協，覺得自己應該如何，並隨之放棄自己的身體自主權。傷害興許有醫學上的輕重之分，但沒有高低之別。任何一種性暴力，都不應被允許，更不該被助長。 同時，從原本的段子裡，我聽見另一個想要特別提出的衛教觀念是，我們都應該要理解「生理反應」與「意願」並不相等，而「精神刺激」與「傷害」也能同時存在。 生理女性的陰道會分泌濕潤的液體（巴氏腺液），主要是為了提供潤滑，不一定是因為情慾的刺激，也可能是因為大腦意識到有異物要侵入，而用以作為避免受傷的生理機制。正如同生理男性的勃起與射精，也不一定是因為情慾上的滿足而產生的，亦有可能是因為物理刺激，而造成的反射性生理反應。因此生理反應並不能作為評斷意願的標準，而因為物理刺激所造成、與因情慾而會觸發及感受到的相同的精神刺激，也不能做為當事者是否有受到傷害的憑藉。 還是老話一句，只有同意，是為同意，而不同意，亦是如此。 關於事件之後的我們 博恩的一段表演與後續的社群議論，促發了許多議題的討論熱度。然而在事件之後，除了指責與追究，或許我們可以開始去想的是，如何讓爭議中提到問題不再繼續在我們的社會中發生。包含建立更包容、更令人感到安全、更容易取得的（accessible）受害者支持系統，讓受害者能有足夠的空間和時間，去選擇最適合自己面對傷害的方式；有意識的去改變思考性暴力的方式，不再為受害者與加害者因性別而冠上標籤與區別，也不再將生理反應與傷害及意願劃上等號，等等（歡迎以下留言）。 因為不同而產生的對話，是距離理想與進步價值更近一步的必經之途。願我們都能更溫柔的接住每一個人的故事，也能更同理的面對多元。
-
【觀點】解構因概括化而起、COVID-19而引爆的仇黃種人現象
COVID-19 （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爆發至今，除了疫情本身，其他問題也接踵而至。 一個因新加坡學生於倫敦無故受到襲擊的事件，引起高度討論的「仇華/仇黃種人」議題再度被搬上檯面。 其實在這個事件發生前，許多因此次疫情而引發的歧視事件就早已層出不窮。但今天並不是要談華人怎麼樣在這場疫情之中受到歧視，更不是要在已經存在的社會裂縫中火上加油，而是要來談談這個問題是否有緩解的可能性。 何謂「概括化」？ 概括化（Generalisation）泛指利用特定幾個事件、案例作為根據，而去歸納推論出用以解釋涵蓋更大範圍、更多案例的普遍性理論。 舉例來說，因為看過好幾隻狗很喜歡追松鼠，就說所有狗都喜歡追松鼠；亦或是因為看到三個蘇格蘭人有紅頭髮，就說蘇格蘭人都是紅頭髮，這些都是概括化的行為——用幾個存在的共同點，而去推論並擴大解釋為這些共同點是整個群體都擁有的特徵。這是一個相對簡單、快速、方便的思考模式與分類方法，以至於許多人習慣性都會使用這樣的方法來歸納我們身邊的人事物。 而這場因COVID-19所引起的社會分裂，很大的因素源自於人們習慣性、淺意識、不由自主或是因為不想思考，而採取最短途徑的去「概括化」一個群體。 概括化的源頭，不只是因為疫情始於亞洲 COVID-19最早爆發於中國武漢，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擴散至中國其他城市與鄰近國家。由於最一開始爆發疫情、且疫情嚴重的地方皆位於亞洲，特別是東亞及東南亞，如中國、日本、韓國、新加玻、臺灣等以「黃種人」為大多數居民的地方，加上中國旅客因為去他國旅遊，而將病毒傳染至其他國家的事件頻傳，因此讓這個傳染病在源頭就與華裔面孔繫上了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概括化的原因，遠遠不只如此。 從一月底疫情逐漸升溫開始，許多不居住在疫區、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旅外華人，不論是因為聽聞家中新聞、親友消息等原因，紛紛因恐懼與防疫目的，在日常生活中戴起口罩。戴口罩在東亞，本身並不是一件稀奇事。因為各種原因，如過敏、感冒、空屋、防風，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其實很習慣配戴口罩，更有各式花紋、材質的口罩。但是在歐洲，就連醫療院所、診所的醫護人員，平常都不會配戴口罩，更別說在路上看到戴口罩的人，是一件多麽少見的事。也因此，當大批在歐洲的華人突然間都戴起口罩的時候，一股瀰漫在社會中未知的恐慌，不免緩緩襲來。再加上大家佩戴的，不僅是一般口罩，更是如N95這種許多人在歐洲可能一輩子都沒有實際看過的防疫口罩，恐慌與疑惑的氛圍自然隨之高漲。 再加上歐洲自敘利亞內戰所引發難民危機後，所引發一連串的反移民浪潮、右派勢力高漲，以及因華為事件、中國政府干涉歐洲內政、英國學校行政等指控接踵而來，這個社會中對外來人口，特別是對華人的排斥與隔閡，早已看得出端倪。反過來說，許多中國學生到歐洲唸書後，可能因為語言不順、生活習慣不合等原因，不太與當地學生或其他國際學生往來的情形，早已是天天都看得見、眾人皆知的現象，某種程度上，確實也讓許多他國學生感到不解、不舒服，甚至有些科系因為中國學生佔多數，而讓他國學生出現覺得自己被排擠於這個群體以外等現象。中國家庭經濟狀況提升，以致大批的中國觀光客前往歐洲旅遊，每一個歐洲大城幾乎都充斥著許多中國觀光客，也早已是長期的現象。其中部分中國旅客可能因旅遊習慣不佳，加上事件發生時被拍到，而被媒體以嘲諷的語氣大肆報導，長久下來也給中國人貼上了負面標籤，並讓仇中的情緒逐漸滋長。這些種種，都為今日仇華現象，老早埋下了火種，只差引爆點。 以上所有原因中，唯一的共通點，就是「黃種人」或是「華裔」臉孔，而概括化，就在這裡發生作用了。「因為疫情嚴重的國家，都是『黃種人』的國家，所以現在在我旁邊的這個黃種人，就有可能是病毒帶原」，這樣的想法，透過上述根源結合概括化，似乎就說得通今日的仇華/仇黃種人現象了。 臉盲，讓所有黃種人都被歸納為一個群體 此時許多人會疑問，今天BBC大舉報導的這起事件，並非發生在中國學生身上（當事人是新加坡學生），另一起在荷蘭的案例受害者則是一名日本學生，為什麼這些烽火，會從仇中，引發到仇華，甚至應該說是「仇黃種人」呢？ 原因很簡單，就像我們如果不習慣看見其他跟我們膚色與五官較為不同的人種，很多時候也容易認錯，或是分不清楚對方是哪裡人，也就是所謂的「臉盲」。我自己在課堂上、在街上，被誤認成日本人的次數，早已不計其數。這真的不誇張，就只是不習慣，所以認不出，就像換作是我們，也很難分辨出歐洲各國人來自哪裡。當然，不習慣，不代表可以以此作為「概括化」所有黃種人都是同一個國家的人或是同一個群體的理由，但這個真真實實存在，且平常常被我們用來當玩笑話的現象，如今卻成為所有旅外黃種人無法擺脫潛在風險，也是讓今日本來可能只是「仇華」的現象，延燒至更大的群體。 不僅是華人，雙向的概括化更加深了因膚色而起的社會裂痕 然而概括化的現象，其實不只單向的發生在黃種人身上，他同時也雙向的發生在概括化黃種人的其他膚色人種。因為歧視事件頻傳，而認為「所有非黃種人的人」都有可能覺得自己是病毒，或是要攻擊自己，因而對他人心生恐懼、建立先入為主的觀念等，又何嘗不是一種「概括化」呢？而這樣你來我往的雙向概括化，加上因害怕被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而不敢提起，或缺乏相關議題的討論、溝通，長期下來，不僅消磨社會信任、加速分化族群、加深社會中因膚色而造成的裂痕，更有可能為以後的衝突持續埋下更多導火線。 疫情會過去，疾病可以治癒，病毒可以控制，但種族間的裂痕，社會中的分歧，又該如何痊癒？而這些或許是我們必須從現在，就應該同時耕耘的課題了。 補充說明：之所以用黃種人，而非亞洲人，是因為亞洲仍存有許多不同膚色、五官與此次事件受害者群體相對不同的族群，並非帶有歧異的以膚色區分。 （本片文章同步刊登於關鍵評論網）
-
【北歐/配件】遇見北歐極簡設計，與丹麥人共擔社會責任的精神 ft. 丹麥品牌 Nordgreen
繽紛、簡單、自然、不造作、不喧賓奪主，這是我對北歐設計一直以來的印象，也是我最喜歡、日常用品與房間裝飾中最常出現的一式風格。 我很喜歡單一質調的物品，也不喜歡過多花俏的裝飾，服裝搭配上亦是如此，素色、質感，大約就是我每天生活的風格，雖然稱不上是極簡主義，但大概也是在光譜上偏向這個方向的端點。記得之前還被朋友調侃過，是不是到了歐洲太久，什麼東西都喜歡素素的，但我的回答是，我只是喜歡這樣「剛好」就好。 在臺灣時，最能感受到北歐風格的大概就是逛IKEA的時候吧。 我三不五時，就會去IKEA走走，沒有特別的目的，也不是因為有什麼家用品需要添購，但就喜歡那樣的氛圍，喜歡這類設計帶給人們舒心與自在的感受，也享受在那樣的空間下時常迸發出的靈感。總覺得IKEA的擺設，給人一種寬闊、空間變得閑靜的氛圍。偶然的黃色、粉色、天藍色點綴，也讓空間裡出現一些光暈，不至於太過安靜、憂鬱。其實跟大自然很相像，強調著和諧與平衡，也像是北歐人的生活風格，不疾不徐、不慌不忙。 遇見Nordgreen這個品牌，也像是這樣輕輕，卻又久別重逢的偶然。 除了手錶跟耳環，我基本上不配戴任何首飾。其中又以手錶為重，類似於安全感的來源，每天出門必備，不只是對於守時的堅持，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謹慎和穩重的象徵。Nordgreen無論是金屬錶帶或是皮革錶帶的產品都很吸引我，但因為平時的配錶就是金屬錶帶，因此這次合作就嘗試了皮革錶帶。 我的手很小，手腕很細，選手錶時最痛苦的莫過於錶面太大、錶帶太寬等等。但是Nordgreen很貼心，提供多種Size選項，錶帶、錶面、錶框都可以換自由搭配換顏色，完全解決了我以往選手錶常常選不到適合的尺寸，或是總有一個配件顏色不喜歡的問題！而且Nordgreen產品的顏色，都是經典色系（對！我就是那種無法抗拒經典色系的人！），棕、黑、白、灰，任君挑選！說白了，就是那些選了絕對不會錯，不會突兀，很好搭衣服的色系！（這件事情我大愛～～） 我最後選擇的是非常百搭的暗棕色的Native系列手錶，搭配玫瑰金的錶框與白色的錶面（Vivi同款請見這裡）。收到產品時，很驚喜的是，Nordgreen的Native手錶，真的就誠如他們的產品精神一樣，簡約純粹、幸福平衡，沒有過多的包裝，沒有太繁複的設計與裝飾，每項配件都是「剛剛好」，每個細節都不搶戲，卻又平衡的存在著。我實際帶著這支手錶走在下著暴風雪的愛丁堡，與陰雨綿綿時而放晴的巴黎街道，無論是大衣、羽絨衣、雨衣的風格，這隻錶簡約的特性，確實讓整體搭配起來，都不至於衝突，又有稍微點綴的功效。 回到Nordgreen這個品牌，其實我最喜歡的，除了他們的產品，更是他們的企業精神，與不斷強調的——丹麥人共擔社會責任的理念。先前讓我注意到的亮點，是他們在聖誕節時與Social Bite合作，幫助無家者一起度過寒冬與聖誕。Social Bite是一個長期在用各種計畫與活動協助無家者的非營利組織，先前因為一日公園過夜活動而與他們有接觸，也持續關注著。而聖誕節時，看見了Nordgreen因為相信著丹麥人從小被教導的價值觀「盡其所能、幫助他人、回饋土地」，所以開啟購買產品即可同時支持Social Bite、協助無家者的合作方式， 更是讓我認真想了解這個品牌的開端。 即使聖誕節已過，但Nordgreen並沒有停止他們的信念，只要購買他們的商品，目前仍有三個回饋計畫正在進行，分別是：中非飲用水供應Water for Good、為印度孩子提供教育Pratham、保護拉丁美洲雨林Cool Earth，而所有消費者都可以選擇自己希望將回饋用在哪個計畫上。 就誠如他們品牌首頁所說，丹麥人相信，「彼此照顧是我們的一部分」，我想我最喜歡這個品牌的地方，並不只是北歐乾淨簡約的設計、平衡的素材、百搭的特性，更是他們的信念與精神。 2/14 西洋情人節剛過，3/14 白色情人節、五月母親節將至。忘記送禮物的、還沒送禮物的、準備回送禮物的、想不到禮物要買什麼的，Nordgreen是一個絕不會錯的禮物。而且，如果你也相信上面所提到的設計理念與回饋精神，那你一定也會跟我一樣在無形之中喜歡上這個品牌。 Nordgreen情人節活動期間，現在下單禮盒裝（包含一條或兩條額外錶帶的組合），任選兩條錶帶可享8折優惠，任選一條錶帶可享9折優惠。 同時使用Vivi專屬合作折扣碼「Vivi」，即可再享有8折優惠。（可以疊加上去，折扣再折扣！！！） 如果想了解更多，歡迎到Nordgreen臺灣官網查詢。人在其他國家的，也可以點左上角選擇所在地，或離你最近的地方呦！
-
【觀點】催淚之城下的黃花 ——勇武示威者為何持續激進化？輿論又是何方走向？ （3/3)
近日滅火器與林夕合作，為香港反送中運動譜下的《雙城記》一曲，用奮力吶喊的歌聲與「在權威之下，無權說害怕」一詞帶出示威者在此次抗爭中奮力一搏的意象。示威者不是毫不懼怕，而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催淚彈打在身上的痛楚，新武嶺刻在心上的撕裂，荷槍實彈射進命中的垂死，都遠遠不及勇武為這片土地信仰的民主未來。 持續攀升的暴力等級，無論是警暴，亦或是示威者武力手段，都讓整起反修例運動的爭議與複雜度，愈趨難解。部分國際社會與民眾也開始因示威者反擊的暴力程度提升，而對支持抗爭，出現卻步及猶豫的態度。示威者對親中民眾潑灑汽油的衝突、對老伯躑磚頭的事件，也開始讓社會輿論趨向極端化，許多人提出質疑：「明明警察也有因示威者暴力而受傷，為什麼輿論皆清一色撻伐警暴？示威者暴力是否有同等被檢視？誰來為被攻擊的親中派或是支持港警的民眾伸張正義？」 然而綜觀整場抗爭運動，讓香港陷入火海哭嚎，從來就不是示威者的訴求，這是一片他們願意用生命去愛、去為其奮鬥的土地，失去任何一個手足，破壞任何一寸家園，在此刻都顯得太多。部分示威者的抗爭手段愈趨極端化確為事實，過度暴力的行為也確實有其需要被檢討及負責的疑慮，但不可忽視的是，驅使示威者升級武力的原因，是警暴的持續延燒、變本加厲，以及港府始終以暴徒相稱，並拒絕回應抗爭訴求的態度，才使得抗爭者逐漸走向這一條不歸路。 勇武示威者的攬炒精神：與汝皆亡，玉石俱焚 一句「不自由，毋寧死」，一張早已準備在書包裡的遺書，一首「親愛的，我的遺書在口袋裡了」，那只對暴政反感，沒有對藥物過敏的心死，道出示威者的對當權者的無奈、對死亡的平靜坦然，與為理想奮戰到底的決心。他們稱這樣的精神，叫做「攬炒」，代表的是玉石俱焚，同歸於盡。前線的勇武不再懼怕打在自己身上的傷痛，不再猶豫心中還沒放下的天馬行空，此刻的他們選擇與警方的以武制暴，正面對決，亦或是說，他們相信這是唯一的選擇了。 一位前線勇武在訪談中提到「隨著前線中彈倒下，中排自然就成了前線。你不知道還要面對多少次這樣的恐懼，但我們只能正面迎戰，否則就會有更多人感到恐懼，然後香港就會沉寂下來，再也沒有人發聲了。」對這些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出頭，甚至未滿十八的前線示威者來說，他們就像是在跟港府進行一場賽局理論中的懦夫遊戲（The Game of Chicken）——不怕死最大。他們相信，這是最後機會了，若不爭取，前方已無未來，又何來後顧得以憂慮？ 行走的故事詩用「我們痛得瀟灑，緬懷已經即將失去的，再損失，也不必怕」道出示威者用行動向港府、港警與世界證明的，鎮壓與武力從來不曾讓他們退縮。真正讓他們畏懼的，是等不到天光的香港——他們不是為自己而爭，而是為香港的民主未來而戰。但當民主未來成為信仰，死亡早已不再令人恐懼。現在的勇武，甘願將自己化作火種，用燃燒的肉身，對抗前方失能的暴政，只求換得一個擁有民主自由的機會。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Be Water 此次抗爭行動與以往最大的不同，正是使用了去中心化（去大頭）及Be water的策略，而這也是目前普遍認為能支撐反修例運動持續至今的主因。不同於五年前的雨傘革命佔中運動，這整起抗爭，沒有主角，沒有領頭羊，只有一個個為爭取訴求而挺身而出的香港人（HongKonger）。他們用流水式、打游擊的戰術，將抗爭行動分散至各地，並順應遍地開花、自主號招的風氣，讓抗爭運動變成一個大家都能參與、發聲，為其貢獻一份心力的共識。 而這樣的社運模式，也讓示威者中出現各種不同特性、抗爭方式、表達手段的族群。就現今的情況而言，與其說是整體激進化（radicalisation），或是二極化（勇武與合理非），不如說示威者就像在一個光譜上。原先在反送中運動的一開始，大部分的人皆是站在偏向合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一端，然而自警方執法過當事件頻傳、港府隔岸觀火，默許一切暴力燎原之後，示威者被逐漸推往趨向勇武的一端。但不可忽視的是，仍有許多示威者，是站在這個光譜的其他位置上，持續在為這場運動努力，只是通常因衝突較勇武與警方拼鬥的場面小、較缺乏話題性與關注度，因此在媒體上曝光的機率相對低，也就容易被人遺忘。相反地，勇武示威運動雖佔有大多數版面，但也就更容易被放大檢視，也時常總歸化地被誤認為是所有示威者與抗爭運動的代表。 其實在暴力升級初期，許多偏向合理非的示威者也表示他們曾經感到茫然，曾經懷疑過勇武們的暴力反擊行為是否具有其必要性？是否合理正當？國際社會也曾就多起較具爭議性的示威者反擊事件提出，示威者激進手段與警暴是否有被用雙重標準看待，以及示威者是否需要調整其抗爭手段等質疑（註一）。然而從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的民調《「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元朗事件之後，大多數的示威者是支持且理解勇武採取激烈行動的。截至十月底的數據，高達98.2%的民眾認為「在政府一意孤行的情況下，抗爭者採取激烈行動是可以理解的」（6/16時只有69.1%）。示威者也表示，在多數行動後他們皆會在社群平台（本次抗爭用以號招行動的主要工具）上進行檢討與修正，且大部分的示威者（90.6%）也相信，唯有各司其職，勇武與合理非並濟，才有將示威活動效益最大化，達成訴求的機會。 輿論導向極端化：示威者的個人意志展現 vs 警方的公權力表彰 在近來示威者過度使用暴力傷及他人的事件頻頻傳出之際，許多人也提出為何輿論導向仍是一面倒地傾向支持示威者，譴責警方暴力的疑惑。筆者就這樣的輿論方向，作出以下分析。 筆者認為示威者即使是一個群體的統稱，卻是由許多不同的個體所組成的團體，與警方穿戴制服統一行動，代表公權力的樣貌有所不同。尤其因此次所採用，社運中前所未見的be water、去中心化、遍地開花的策略，也造就民眾在看示威者時，不會將其視為一個整體的群體，而是一個個為了自己相信的價值、堅守的自由民主，而選擇站出來的個體。再加上上述所提到，示威者抗爭手段光譜的概念，因此示威者的多起激進化行動，常會被視為是部份勇武的個人行為，不能代表所有示威者，更不能被總歸化為整起抗爭運動的象徵。 然而警方在這裡的角色就完全不同了，警方代表公權力的一方，是國家機器的象徵，也代表著政府的態度。在原先兩方的立足點就不同的情況下，配戴槍枝、催淚彈的警方出現執法過當的嫌疑，就會讓民眾覺得特別激憤及害怕。再加上港府始終沒有對調查與制裁警暴做出正面回應，間接表示政府漠視且支持這樣的執法過當，且林鄭多次對用強硬的態度對示威者喊話，表示「暴力示威行為不會得逞，示威者一定不會爭取到他們口中的政治訴求」，也就造成輿論出現較傾向於示威者一方的現象。但同溫層之外，也不能忽略輿論極端化下，其實撐港府、撐港警的聲音，也還在持續延燒中。 結語 這場抗爭運動的終點依舊模糊，下一步港府會如何應對，示威者又該何去何從？早已成為了一道複雜無解的難題。有人說看見昔日被稱作東方明珠的香港，今日只剩斷壁殘垣的破碎景象，他們看見香港當前社會中建制派與泛民主/本土派之間的對立、希望重回平和的大眾與示威者之間的齟齬、國際社會出手相助的猶豫，，他們心碎，他們無助，他們不知道接下來這片土地上的撕裂、仇恨該如何化解？而攬炒精神的蔓延，不只是其在青年族群當中深植的影響力與造成的效應令人痛心無助，更讓人憂心的是，在這個精神的傳承之下與抗爭運動仍舊無解之際，下一個時代的香港，又將用什麼樣的面貌示人？政府失能下的香港，沒有人是局外人，也沒有人，能成為絕對的贏家。只願黎明終將來到，讓破曉的光，耀在香港的土地上，願遍地黃花，終將綻放。 天佑香港。 參考資料註一：英國政府對反修例運動中警方與示威者暴力的回應註二：德國之聲中對示威者暴力提出的質疑 （本文同步刊登於關鍵評論網）
-
【觀點】路西法效應 ——權力不平等，讓警察淪為沒有身份的國家機器（ 2/3）
香港反送中抗爭運動從6/9的和平示威延燒至今，已然五個多月之久，其中最具爭議性、使許多香港及全球民眾激憤難耐，也引起最多輿論撻罰的——即是對於港警過度執法的指控。其中，最為人所恐懼的便是港警被控訴施行無差別暴力（831太子站事件）、以性暴力對待被拘留的示威者（新屋領扣留中心多起事件）、短期且大量發射催淚彈（中大事件）、以刺激性液體近距離噴射示威者、拒絕讓前線救護人員協助傷患（元朗、理大事件）、以及多起疑似被自殺的案件傳出等等。對於這些指控，香港警方多以其為正當、合理武力回應，且時至今日，未曾起訴任何一名員警。對於示威者現身控訴自己及手足於拘留時遭受警方性暴力對待，港警也始終以指控與調查不符或絕無此事作為答覆，而沒有後續更新。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民調團隊所進行的《「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顯示，自警方過度執法事件頻傳之後，民眾因不滿警方處理示威手法而決定參與抗爭行動的比例大幅提升（元朗事件過後攀升至98.3%），成為當前多數示威者認為最重要的訴求。然而港警的種種行為，不免讓許多人激起這樣的疑惑——「同為香港人，他們究竟為何能忍得下心，暴力對待示威者？」 （為平衡多方視角且聚焦主題，本篇會先單就港警的暴力行為做分析，下一篇將就示威者暴力行為進行論述） 《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 美國史丹佛大學心理學教授Philip George Zimbardo曾於1971進行過一項極具爭議性的實驗——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dford Prison Experiment），並於後來用其實驗結果及衍伸的心理學理論《路西法效應》解釋美軍虐待伊拉克戰俘事件（Abu Ghraib torture and prisoner abuse）中美軍施暴的行為。 在這項實驗中，Zimbardo教授自70位報名的志願者中，篩選出24名經評估為身心極為健康的生理男性大學生作為實驗者。他們多半來自中產階級背景，且無前科及任何濫用藥物、毒品的紀錄。他們將實驗志願者隨機分成兩組，一組扮演囚犯，一組則扮演獄警，而整體實驗的所有過程都被研究團隊隨時監控著。囚犯不僅在實驗開始的第一天，被透過警車及實際逮捕的方式送至模擬監獄，且在抵達後被要求矇眼、搜身、裸身噴灑防蟲藥物、換上囚服、銬上腳鐐、套上絲襪套頭、賦予囚犯編號等各式去除個體特質（individuality）的行為，並被囚禁在由實驗室改裝成的狹小空間內，只有在獄警許可的情況下，能至牢房前方走廊空間食用少量的食物及活動。另一方面，獄警則被給予墨鏡、制服、哨子、警棍等象徵相對權威的物品，並且被賦予權力，使其可以在一定安全限度內施行任何為看管囚犯、維持秩序必要的行為。 一開始囚犯獄警都因仍有自己是在進行一項實驗的認知而相安無事，甚至覺得有些好玩、可笑。然而當獄警開始為確立權威，半夜強行叫醒囚犯、對他們施行體罰，且部分獄警因認為自己的權力受到藐視，而出現強勢對待囚犯、懲罰違規囚犯的行為之後，情況開始急轉直下。囚犯開始反抗，而獄警則是施以更高強度的暴力，以維持權威及秩序；他們要求囚犯徒手洗馬桶、關禁閉帶頭反抗者、並在有反抗者表示其精神已然崩潰之時，要求其他囚犯羞辱同袍等。在監控室的研究團隊不僅始終沒有譴責獄警暴力，反而在沈默之中，默許獄警的權力提升，並利用牧師開導、轉為線民的要求等情境，讓囚犯更進入角色，更無法分辨身處環境真實與否。最終情況失控，實驗被迫終止。 然而為期六天的史丹佛監獄實驗，以及後續長達三十年的延伸研究，讓Zimbardo教授統整出正常的「良善之人」會因在壓迫環境及權力不平等的條件下（這群人是握有相對較高權力的族群），轉變成所謂的「惡人」，以及那些他們原本厭惡，甚至追討撻伐的模樣。他表示，這樣的過程會經過將其他個體去人性化，將自己的識別去除，將個人責任分散或推諉成整個群體的責任，開始盲目服從權威及團體規範，最後冷漠看待一切，且容忍惡的存在或參與在惡之中等階段。更令人訝異的是，這些最終成為所謂惡人的人，渾然不覺自己的惡，反而覺得這些惡是為了達成正當的目的所必須施行的手段，是合理的，甚至是良善的。 港府對權力不平等的默許，讓警察成為路西法效應下的國家機器 在史丹佛監獄實驗中，獄警因始終被默許可以施行為維持秩序所需的必要手段，而在經歷了路西法效應中提及之數個心態轉變的階段後，開始對囚犯施暴，並逐漸增加暴力等級，且獄警自己渾然不覺這些行為的不合理之處。這個效應搬到現在的香港，正可以用來解釋港警過度執法的行為。 自警暴頻傳開始，多則影片就曾錄到港警用黃色物體（Yellow object）、曱甴（粵語蟑螂）、垃圾等羞辱且去人性化的用詞稱呼示威者。至於港警本身，不僅不佩戴證件、制服上也並未繡上編號，而且大部分時間，他們皆是全副武裝、蒙面，在去除示威者們的人性化的同時，更是在去除自己的識別、降低個人意志在他們鎮壓示威者時的彰顯。正如同實驗裡的心態轉變，警方已經從一個個不同的個體，失去自我意識，變成港警這個象徵公權力的國家機器中的一部分。而最先深信不疑他們不再是自己，而是一個群體，責任是由整個群體所有、規範是一個群體共同實施、服從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 於是他們在港府從未正面回應調查警暴，且以「理所當然，天公地義」回應警方執法方式，直接默許警方與示威者之間的權力不平等，且持續賦予其管束權威的情況下，港警從起初的服從執法之職，經歷一系列心態變化，開始盲目服從警方高層，亦或是整個警察群體的集體行為。久之，便覺麻痺，並轉變為冷漠看待，持續實行團體意志。最令人擔憂的，是根據路西法效應的解釋，他們其實渾然不覺自己行為的惡、的不合理，反倒深信，這一切都是為了維護秩序的必要手段，是合理、正當的——實為淪作港府人治凌駕法治現況之下的「國家機器」。 在制服之下，他們也是人，只是早已忘了自己 自香港反送中抗爭運動中，警方執法爭議頻傳以來，不少媒體皆有聯繫或邀請到警方家屬接受採訪，警方家屬也有以「還警於民」為號招，上街要求香港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給民眾、給警方、給香港一個真相。他們大多認為，家中身為警察的家人，是第一線的執法人員，是港府的棋子，他們只是在服從命令，執行被交代的工作，其實心中也是無限的無可奈何。此時港府，身為有機會可以解決問題的一方，卻始終不負起責任，只是躲在身處風口浪尖的警方後面，任警民之間的信任不斷被撕毀，至今絲毫不剩。他們也深知，最後被清算的，絕對不會是那躲在後方，好似隔岸觀火的港府，而是在前線，用催淚彈瀰漫整個城市的港警。 也有警方親屬崩潰表示，警職曾經是他們家族引以為傲的一項職業，他所認識的警察，私底下都是好人，至少在警方所施行的暴力等級逐漸升溫之前，他都相信這些警察是良善之人。然而至今，一段段警方對手無寸鐵的民眾、或是已被制服的示威者強加暴力的影片，一個個輪姦、雞姦、性暴力對待示威者的指控，一起起被自殺、被動用私刑、被強行逮捕的案件傳出，讓警方家屬心中產生極大矛盾，不禁崩潰吶喊，「真的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行為？」許多家屬不僅不再為身為港警的家人感到驕傲，反之感到羞恥、崩潰、無顏面對，甚至開始對社會感到恐懼，深怕遭到清算。 即使那些，或許是因為路西法效應所造成的，警方的心態及行為轉變，是導致這些以群體示人、失去自我識別的警察做出幾近失控的施暴行為之主因，警方在示威者身上，在民眾心裡劃下的傷痕，早已無法抹滅，更無從被合理化、正當化。但當我們仔細分析，在制服底下被掩蓋的，港警的自我失去，在對警暴撻伐之下，被淹沒的，警方家屬的心聲，其實到頭來，一切的主責，仍是回歸到失能的港府身上。 今日香港的撕裂、痛心、暴力延燒，港府，責無旁貸。 圖片來源：Foreign Policy（本文同步刊登於關鍵評論網）
-
【觀點】警暴頻傳，示威者武力升級——反送中抗爭運動暴力升溫分析（1/3)
香港反送中示威運動延燒至今，已然超過五個月之久，警方發射超過九千枚催淚彈，四千名以上11至83歲的學生與民眾遭到逮補，警民傷病人數不計其數，示威行動遍佈香港全境，同時也引發全球遍地開花的聲援行動。從一開始的和平示威遊行，演變至今日警方及示威者雙方暴力衝突皆不斷升級的局面；從示威初期為撤回逃犯條例的訴求而上街的行動，到後來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為名的號招、目標轉變為更著重於調查警方過度執法、爭取香港民主發展的「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而香港政府除了至9/4，示威活動持續三個月後，終於撤回送中條例外，始終沒有針對其他訴求提出任何正面回應。 近期警方攻入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事件，以及示威者用汽油點燃意見不同民眾的影片，也讓許多人開始疑惑，為什麼港警狠得下心做出這樣的行為？為什麼示威者的暴力似乎沒有在輿論上得到同等的檢視？不同質疑的出現，各方聲音的表彰，讓香港示威運動的爭議性逐漸攀升，現況的複雜程度也持續上揚。以下，筆者將用多個面向的切入方式，解構目前香港示威運動仍舊沒有一個明朗的終點，且暴力衝突持續攀升的原因。 「元朗事件」成為示威者抗爭手段極端化的引爆點 香港整起反送中運動中，一開始的示威行動，即便人數眾多、發起三罷（罷課、罷工、罷市）活動、癱瘓街道，示威者都仍舊採用和平集會的方式在表達訴求。甚至在6/12警方開始動用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等武力鎮壓之後，大多數示威仍舊保持和平表達訴求的行動，尚未出現勇武示威者這個群體。然而7/21晚間，元朗地鐵站爆發白衣人無差別攻擊事件，大批白衣人突然闖進元朗地鐵站攻擊站內及車廂內的市民，造成多起記者、民眾受傷，而警方卻在事發39分鐘後才到場，被指控忽視民眾的報案及求救。同時警方與建制派議員何君堯也在事發之後被傳出與白衣人握手致意、交談，疑似警黑合作的證據。元朗事件發生至今，儘管已逮捕35位相關嫌疑人，卻僅有6位被起訴，遠遠低過已被現場影片清晰拍出臉部特徵的施暴者的數量。而整起事件的重重疑點，伴隨多方陰謀論逐漸浮上檯面，造就警民之間矛盾的直線上升，民眾對警方的信任也瀕臨崩解。 根據由香港中文大學民調專家李立峯博士領軍的團隊所進行之《「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顯示，在6/9反送中示威遊行甫開始時，絕大多數的民眾（92.6%）皆是為了表達希望政府能撤回逃犯條例這個訴求而上街。甚至到了6/15港府表明將暫緩逃犯條例修訂後，6/16的調查顯示，民眾訴求港府能全面撤回條例的意願不減反增，來到了94.8%，為整份調查中以此訴求為參與示威原因的至高點，也再再顯示了當時撤回條例對示威者的重要性。然而自警方過度執法事件頻傳之後，民眾因不滿警方處理示威手法而參與行動的比例大幅提升，自原先的88.9%（6/16結果）至元朗事件過後攀升至98.3%，遠遠高過當時仍將撤回條例作為主訴的85.1%。同期，以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其參與示威的訴求，也佔有94.9%之多，說明了元朗事件中警黑合作的嫌疑與政府迴避的態度、消極的作為，是此次運動中政府、警方與民眾之間信任垮台的重要關鍵點。 元朗事件之後，示威者表示他們意識到「警方擁有絕對武力，且選擇性執法，民眾必須自己保護自己，才得以在警黑合作的情況下求得自保。」（BBC報導）自721起，示威者在行動中所採用的抗爭手法、暴力等級便逐漸提升。許多溫和派示威者表示，在暴力持續升級的前期，其實他們也都曾對一些激烈的抗爭行動，如在公共場域縱火、拋擲汽油彈、拿磚頭砸向警察等，感到困惑與不支持。但隨著警暴的愈發嚴重、警黑合作的嫌疑、被自殺被消失的傳聞不斷傳出、被拘留的示威者遭受性暴力等事件頻頻傳出，以及政府的始終不回應，示威者的武力提升，就在失信於政府與恐懼公權力的社會氛圍下，成為了可以理解的行為，也是許多示威者相信——能讓政府傾聽民意的必要手段。 缺乏約束的公權力，成為法治崩臺的主因 以法治社會的觀點來切入，許多支持港府及警方的民眾時常會用「這樣的情形在美國，警察早就開槍了」來作為論點。確實在美國，當示威者的行為足以威脅警察的生命安全時，警察是有權開槍的。然而這樣的機制是建立在雙方的權利皆有被保障，權力皆有被約束的法理基礎之下。美國警方在對示威者執法之時，是清楚了解自己在「合理執法權」與「執法過當」之間的界線；同理，示威者也知道自己在抗爭與過度使用暴力之間的分界。雙方都知道自己前方的那條界線是什麼，也知道自己越線後該面對的風險與責任，才是法治精神的展現。反觀香港，政府不斷濫用「根據法律（According to law ）」來作為回應的起手式，警察也用相似的模式在逮捕示威者，然而兩者卻都始終沒有說明是根據哪一條法律、法理基礎以及政府將如何約束警察的執法。種種以根據法律為名，卻沒有實質法理基礎為依據的行為，造成民眾對於警察與政府信任的完全崩解。 當示威者作出越過法律界線之事，如砸店、破壞公共建設、傷及無辜民眾等行為時，是需要承擔相對法律責任與付出代價的。而目前的情況，也能看到不少示威者被逮捕、起訴、拘留等。然而強調法治社會的港府一直忽視的是當警方違法時，有誰可以主持正義呢？有誰可以去約束他們的行為呢？如果只有一方是在法理基礎下受到制裁的影響，而另一方則缺乏這樣的管束，那是否還能稱作法治社會呢？香港的司法獨立性，也相對的會受到民眾及支持示威者的群眾質疑。 港府自示威運動以來，始終強烈譴責民眾違法行為，卻從不針對民眾反映警方濫權、違法侵害人民的行為作出回應與作為。警方對於警暴的質疑，始終用其為正當、合理武力回應，對於示威者於拘留時遭受警方性暴力的控訴，也始終以指控與調查不符或絕無此事作為答覆。即便在多達五百名以上示威者遭到起訴，四千名以上示威者遭到逮補的現在，仍舊沒有一名警察因為執法過當而被懲處或調查。回到近期事件，在未經立法會通過就直接行使緊急法並頒布《禁蒙面法》的情況下，港府限制了人民蒙面的權利，但自頒布那天起，警方仍舊是全副武裝，不配戴警徽、證件、未縫繡編號，再度與同一個社會下，民眾所接受的法理管束，形成強烈不平等對比。 法治精神的基礎，本是讓所有在法律管束範圍之內的人們，包含人民，包含行使公權力之人，皆了解自己在觸犯法律時所需要承擔的責任，並在其真的觸犯法律之時，根據律例，將其繩之以法。然而現在的港府，早已讓人不禁懷疑這樣的「法治」基礎究竟仍然是用法律在約束全體人民的行為及維繫社會的平和，還是用法治為名，卻選擇性放任公權力的擴張，將其排除在法治之外，行統治者凌駕於法理之上的人治極權之實。 意識形態的操弄，造就牛頭不對馬嘴的反對 許多親中派媒體皆用「港獨廢青」、「港獨暴亂份子」等詞彙，描述街頭示威者。親中派民眾也多次表示他們反對此次運動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反對香港青年「港獨」的意識形態。他們認為香港即便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下，仍舊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今日的抗爭，就是一個鼓吹國家分裂的行為。 然而綜觀反送中運動，即便香港獨立的旗幟曾在示威活動中出現，但從未成為民意主流，也始終不屬於五大訴求中的任何一項。從香港大學在2019年六月所做的身份認同民意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76.3%的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或中國的香港人、35.8%為混合身份。而香港中文大學於2017年所做的研究中也顯示港人對 2047 年後香港的前途問題多採支持一國兩制的態度（71.2%），僅有11.4%支持港獨。 同時也有許多人針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句口號中「光復」與「革命」這兩個用詞提出爭議，並將其與港獨畫上連結。然而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李立峯就曾在報導者的訪談中指出，「光復」其實是一個在香港普遍被運用的詞彙，在光復元朗、光復上水，都曾被使用過，與港獨這樣的意識形態並沒有直接的關聯性。「革命」也是一個普遍理解用來形容對抗強權這類行為的用詞，並非直指主權上面的顛覆。 但目前，不論是特定立場媒體的選擇性報導、社交媒體上的片段資訊、有心人士刻意誤導與造謠、甚至是閱聽者的選擇性接收資訊，種種綜合之下，都造就或助長了利用意識形態操弄而產生的牛頭不對馬嘴的矛盾。即便是在澳洲的聲援行動中，我們都不難看到有許多民眾都將「港獨」視為反對示威運動的主因，而非就五大訴求提出不同觀點，這也直接造就了不同派民眾間無法溝通對話，矛盾持續上升，甚至開始出現肢體衝突、暴力相向等事件的現況。 結語 由示威者文宣組製作的雙語文宣中可以看見，示威者們分別針對各式外界質疑的暴力行為進行說明，包括他們為何要繼續抗爭？為何要攻擊商家、店面？為何要縱火？為何要癱瘓港鐵？等等。然而綜觀所有的行為的解釋皆有同一個主因，那就是——「政府始終沒有回應」。 此刻的香港，代表公共意志的民眾與表彰公權力的警察、港府，其兩者之間早已沒有信任，也沒有共識。民眾與主權者之間建立的社會契約（註一），也早已不復存在。誠如英國社會理論家、哲學家洛克曾在名著《政府論》（註二）中點出：「政治正當性來自被管治者的同意。除非被管治者同意，否則政府不具正當性。」人民賦予政府為其發聲、管理眾人之事的權力，因此政府的權力應當用於服務人民，而非迫使人民服從，甚至在人民遭受暴力脅迫之時，成為加諸暴力施行的角色。 現今的香港政府，不只不再是作為保護人民的角色，反倒更像無實質作為，卻用唇舌功夫火上加油，隔岸觀火的旁觀者。他們始終不正面回應示威者，不僅失去人民將管理的權力賦予其所有的意願，不再具有管制人民的正當性，更淪為一失能之政府。說到底，港府淋漓盡致的失能之治，才是警暴頻傳，示威者武力升級，反送中抗爭運動暴力不斷延燒的罪魁禍首。 參考資料註一：盧梭《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註二：洛克《政府論》‘The argument of the [Second] Treatis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t legitimate unless it is carried on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VIVI LIN 林薇 